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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百年榮光·故事”系列文摘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

來源:中國組織人事報  日期:2021-02-01   編輯:黃夢田   字號: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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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,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的佳話廣為流傳。在他們的行動和推動下,各地紛起響應,一時間形成星火燎原之勢。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由此開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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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運動中,在社會各界的援助下,被逮捕的學生被釋放返校,與當局的對抗取得勝利。

1920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,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,一輛舊式帶篷騾車緩緩行進。車里坐著兩位乘客。一位約30歲,戴一副金絲邊眼鏡,一身皮袍,手提包里裝著賬本,儼然一個年前外出收賬的賬房先生。另一位約40歲,長袍外套著一件棉背心,一頂氈帽低低地壓在頭上,看上去像個土財主。但這兩位并不是普通乘客,他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兩個領軍人物:李大釗和陳獨秀。

時人曾這樣形容這兩位風云人物:北大紅樓兩巨人,紛傳北李與南陳,孤松獨秀如椽筆,日月雙懸照古今。北李南陳,兩大星辰;茫茫黑夜,吾輩仰辰。

但這兩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,如此的裝扮,卻是為了掩護陳獨秀安全離京。

“思想界的明星”

事情起于陳獨秀被捕。

1919年6月9日,在五四運動高潮階段,陳獨秀起草了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提出包括取消兩次對日簽約在內的五項要求。宣言表示:“倘政府不顧和平,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,我等學生、商人、勞工、軍人等,惟有直接行動,以圖根本之改造。”宣言印成傳單,群眾“讀后大聲叫好,拍手歡呼”,北洋政府卻大為恐慌,視之為“扔炸彈”,嚴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發傳單之人。6月11日晚,陳獨秀到新世界游藝場散發傳單,甫到新世界,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與跟蹤。當晚,陳獨秀被警察拘捕,住處也被連夜查抄。

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在學生界、知識界引起極大震動。13日,北京《晨報》最先披露了這一消息。隨后,全國各大報紙相繼報道評論。各地函電交馳,社會團體、學者名流、學生等紛紛行動,他們強烈譴責反動政府的倒行逆施,一致要求政府當局立即釋放陳獨秀。

《國民日報》指出,當此“人心浮動之時,政府茍有悔禍之誠心,不應對國內最負盛名之新派學者,加以摧殘,而惹起不幸之糾葛也”。

《申報》指出,北洋政府“利用黑暗勢力,以摧毀學術思想之自由”,已經釀起學潮,如今又逮捕陳獨秀,“乃又揚煽其波,激之使動,樹欲靜而風不止,是誠何心耶?”

毛澤東在《湘江評論》創刊號上發表了《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》一文,推崇陳獨秀是“思想界的明星”,言:“陳君之被逮,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,并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,使他越發光輝遠大。……我祝陳君萬歲!我祝陳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!”

李達在《民國日報》也發表《陳獨秀與新思想》一文,他說:“陳先生捕了去,我們對他應該要表兩種敬意。一、敬他是一個拼命‘鼓吹新思想’的人。二、敬他是一個很‘為了主義肯吃苦’的人。”“捕去的陳先生,是一個‘肉體的’陳先生,并不是‘精神的’陳先生,‘肉體的’陳先生可以捕得的,‘精神的’陳先生是不可捕得的。”

北京政府原以為逮捕了陳獨秀,便可以遏制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傳播,便可以壓抑風起云涌的反帝愛國運動,不料,陳獨秀雖然失去自由,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和聲援,并因此而名聲大噪,成為婦孺皆知的新派領袖人物。

9月16日,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,北京當局不得不退讓。警察廳同意陳獨秀以胃病為由,“準予保釋”,但出獄后“仍應按豫戒法第3條4款施以豫戒”,不得擅自離開北京,不得從事政治活動,并由“巡官等隨時視察按月呈報”,“免其再有越軌行為”。

陳獨秀獲釋出獄后,北大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。李大釗興奮地在《新青年》上發表白話詩《歡迎獨秀出獄》:

你今出獄了,我們很歡喜!他們的強權和威力,終竟戰不勝真理。什么監獄什么死,都不能屈服了你;因為你擁護真理,所以真理擁護你。

……

你今出獄了,我們很歡喜!有許多的好青年,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:“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,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。”他們都入了監獄,監獄便成了研究室;你便久住在監獄里,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。

相約一南一北負責建黨

陳獨秀在被捕事件后,聲譽更隆,社會影響更大了。1920年2月4日,他受邀去武漢講學,先后作了《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》《新教育之精神》等專題講演。在講演中,他提出“三個打破”的政治主張:“打破階級的制度,實行平民社會主義”;“打破繼承的制度,實行共同勞動”;“打破遺產的制度,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用”。武漢報刊和國內其他大報刊均以大字刊登。但湖北官廳極為驚駭懼怕,明令陳獨秀停止講演,速離武漢。陳獨秀“憤恨湖北當局者壓迫言論之自由”,于2月8日傍晚,乘車返回北京。但他哪里知道,在北京,一張捕捉他的大網正在加緊編織之中。

實際上,陳獨秀剛離開北京,警探就發現他不知去處。武漢演講的消息經報道后,北京政府震怒,限期要警察廳交人。警察廳慌作一團,決定在他返京時再將其逮捕囚禁。并不知情的陳獨秀回到寓所后,一位警察也進了屋,見陳獨秀在家,他大吃一驚:“啊,陳先生,你怎么沒跟我們打聲招呼就離開北京了???”陳獨秀忙解釋:“一點急事,家里的事情,時間不長,就沒有和你們打招呼了。”

閑扯幾句后,警察急急走了。陳獨秀警覺起來,立即帶上隨身要用的東西,輾轉去了李大釗家。李大釗擔心地說:“仲甫,北京待不下去了,想法子回南方吧。”二人連夜來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。王星拱給陳獨秀戴上一頂氈帽,讓他穿上王家廚師穿的一件油漬斑斑的背心,裝成病人。李大釗帶幾本賬本及店家用的紅底片子,裝成生意人。兩人雇了一輛騾車,連夜出朝陽門,直奔天津。

就在那輛不起眼的騾車上,一件對近現代中國影響深遠的偉大事件正在醞釀中。陳獨秀通過五四運動及其后自己的遭遇,深感中國有必要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。他的目光從以青年學生為主轉向以工農大眾為主,從對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傳播轉向建黨的實際運動。1920年初,李大釗著《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》一文,公開號召在中國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組織:“最近時代的勞動團體和社會政黨的組織精密,力量更大。俄羅斯有共產黨員60萬人以此建成一個赤色的國家,而中國缺乏的是這種有組織和有訓練的力量。”進而指出:“中國現在自己無一個真能表現民眾勢力的團體。C派(共產主義派——編者注)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織,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,那么中國徹底的大改革,或者有所附托!”

雪后的夜晚,大地白茫茫一片,曠野里偶爾傳來幾聲狗叫。騾急急向前奔去,身上的鈴鐺有節奏地響著,兩只轱轆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嶄新的轍印。李大釗和陳獨秀一點倦意也沒有,開始交流建立共產黨的看法。李大釗說:“仲甫,你看我們中國是否也走蘇俄的道路,成立蘇俄式的政黨?”

“好啊。我以前是反對成立為一個階級服務的政黨的。倘若那個時候你要我成立一個新黨,我是不干的。”陳獨秀歡快地說。就在上個月,他在《〈新青年〉宣言》中還說,永遠不加入“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”。

“哦?現在又怎么變了呢?”李大釗問。

“沒有變。蘇俄式政黨是謀求全社會幸福的政黨,再說……”陳獨秀用力吸了一口煙說,“我聲明不加入這樣的黨,并沒有聲明不發起一個自己信仰的黨??!”

“說得好!”李大釗大聲贊賞道。

這一路,兩人親密地談著在中國建黨的事宜,并約定,陳獨秀在上海,李大釗在北京,一南一北負責建黨。

陰歷除夕,陳獨秀到了上海。上海街頭到處響著噼噼啪啪的鞭炮聲,酒吧、飯館里傳出劃拳聲,舞廳、戲院飄出樂曲聲,石庫門房子里傳出“嘩嘩”的麻將聲,一切都迎接著新年的到來。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中心城市,匯聚了50萬產業工人。按照與李大釗的約定,陳獨秀就在這里率先開始了建黨活動。

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,“南陳北李,相約建黨”的佳話廣為流傳。在他們的行動和推動下,各地紛起響應,一時間形成星火燎原之勢。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由此開啟。

(摘編自《日出東方——中國共產黨創建紀實》 人民出版社 邵維正/主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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